2024年3月22日，在墨西哥华雷斯，移民站在美方设立的隔离栅栏处

文/杨建民 单充允

编辑/吴美娜

　　一段时期以来，拉美国家动荡与变革力量相互交织，地区政治生态中极右翼势力呈现明显活跃态势。拉美极右翼力量坚持保守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且与美欧极右翼力量关系密切。

　　通过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输出和跨国联动，先后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组织分会活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拉美地区大力传播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对拉美极右翼势力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美国保守主义在拉美的扩张工具

　　CPAC由美国保守派联盟和“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等保守派团体于1973年创建。为重振保守派力量，当时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右翼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决定从197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CPAC已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保守派年度会议。

　　2011年，特朗普首次在CPAC亮相，从此“一鸣惊人”。一大批拉美保守派政客也借此平台扩大声势。2019年，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首次将CPAC引入拉美，并将其发展成为拉美右翼保守力量的对话论坛，与代表左翼的“圣保罗论坛”分庭抗礼，反对左翼和社会主义成为CPAC历次会议的基本主线。

　　近年来，CPAC与拉美国家保守派人士频繁互动，促使拉美与美国以及拉美各国的极右翼人士加速抱团。2024年，CPAC于7月、8月、12月分别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的坎博里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集会。与会者中，不少人在本国政坛拥有较重要的地位。

　　CPAC作为美国保守派势力举行集会并传播其政治主张的平台，试图建构起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影响力不断向外延伸的体系。

CPAC拉美分会的主张

　　自2018年以来，拉美极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人气上涨，并在一些国家获得执政地位。保守主义力量则长期在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波多黎各等国执政。其核心人物频繁参加CPAC并发表长篇讲话，其相关政策主张值得关注。

5月1日，人们手持标语在美国纽约参加抗议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集会和游行

　　经济方面，拉美极右翼主张原教旨自由主义，主张推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反对左翼政府国家主义导向的执政理念。

　　比如，极右翼活动家墨西哥演员维拉斯蒂吉在CPAC上坚定反对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的“第四次变革”，指责左翼政府削弱了墨西哥的民主。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反对左翼政府实施的高福利政策，表示只有极右翼才能改变巴西的落后和腐败状况。

　　政治方面，拉美极右翼展现出反民主的倾向。在CPAC上，维拉斯蒂吉将传统中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描述为“懦弱的右翼”，宣布自己将在2025年组建一个真正的墨西哥极右翼政党；以极端保守思想出名的智利共和党领袖卡斯特怀念皮诺切特时期的军事独裁统治，表示要强化军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文化方面，拉美极右翼坚持宗教、家庭等传统价值观，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反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如，博索纳罗在CPAC上多次发表针对移民、少数族裔和性别平等等议题的争议性言论，要求限制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他也是气候变化论怀疑者；维拉斯蒂吉以天主教极端保守思想为基础，在CPAC上倡导“共同利益”，反对性别意识形态，强调反堕胎的价值观。

　　此外，拉美极右翼还着意强化对美战略伙伴关系。比如，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米莱政府领导下，阿根廷外交重心明显转向美国。

存在感增强内外因素

　　总体来看，CPAC在拉美存在感增强除了与美国保守派力量不断采取行动向外扩张有关外，还与拉美传统的天主教文化因素以及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等密不可分。

　　美国保守派阵营上台后，积极采取行动向外扩张，拉美极右翼领导的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更趋紧密。CPAC的常客鲁比奥就任美国国务卿后首访选择拉美，开启了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新时期。

　　而拉美极右翼则希望利用CPAC这一平台与国际保守派阵营密切联系，彼此照应，共同发声，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受长期殖民统治影响，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拉美有着很深的根基。拉美极右翼在CPAC上常常将宗教问题与政治经济议题糅合在一起，发动所谓“文化战争”和“价值观战争”。比如，巴西极右翼得到国内保守主义福音派教徒的大力支持，人口众多的福音教派成为巴西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此外，拉美极右翼政治力量还与国内农业综合企业、矿业公司等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同盟，帮助其巩固新自由主义模式，而这些大金融资本则为极右翼政治力量参加CPAC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社交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拉美极右翼通过借鉴美国保守派的做法，在CPAC上发表激进言论，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以吸引身处经济困境中的选民的支持。一些相关政客以各种方式寻求针对传统政治势力和建制派政党的替代方案，得到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支持。

影响地区政治格局

　　美国保守派利用CPAC与拉美极右翼政治力量频繁互动，可能推动地区右翼势力加速抬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CPAC提前发布2026～2030年的会议行动倡议，谋求与全球保守派力量共同建立不同于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国际体系。

　　拉美极右翼领导人与特朗普在执政理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为双方加强互动奠定了共识基础。2025年2月19～22日，CPAC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阿根廷总统米莱赴美参会并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米莱就任总统一年多以来的第9次访美行程。

　　鉴于智利将于今年11月举行大选，巴西将于2026年10月举行大选，受美国因素影响，极右翼力量可能会在拉美继续扩张。

　　在拉美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后，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且政府难以保持大规模社会支出，选民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害，民众对民主政治体制信心下降。选民对建制派政党和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长期积累，以极右翼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开始崛起，且获得了更多政治影响力，这些新兴政治势力为民众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在CPAC的影响下，拉美极右翼势力影响力可能不断扩展，加剧地区政治格局的碎片化和极化状况。

　　同时也应看到，拉美极右翼政府上台后，由于缺乏牢固的政治基础，难以建立稳定的政治联盟，在议会也难以获得立法共识，国家治理能力受到削弱。民众对政府激进改革措施不满，继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这在一些极右翼领导人当政情况下不时发生。

　　（杨建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单充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