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人们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加米耶·夏蒙体育城参加黎真主党已故前任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葬礼

文/马志山 马晓霖

编辑/吴美娜

　　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对抗逐渐从边境摩擦演变为“第三次黎以战争”。这场很多观察家眼中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北部战场的血火较量，造成双方数千人伤亡，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不过剧烈冲突过后，真主党实力受到历史性削弱。

　　2024年11月，真主党虽然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和美国等坚持真主党必须解除武装。被迫退出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虽然不得已保持低调姿态而转入休养生息，暂时刀枪入库，但恐怕不会轻易放下武器而聚焦于议会政治。

　　4月18日，真主党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首次明确表示，真主党“不会允许任何人解除其武装”。观察家们认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产生、发展、壮大乃至一度成为跨境驰援大马士革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背后包含十分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因此，恐难指望它在近期心甘情愿地实现“非武装化”。

为“抗以”而生

　　真主党1982年脱胎于兴起的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运动”，初衷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占领。以色列于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前，真主党秉持的抗战立场在黎巴嫩乃至整个阿拉伯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即便以色列完成撤军，同时联合国也认为黎以领土之争已告结束，真主党仍坚称以色列并未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尤其是还控制着位于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交界地区的萨巴阿农场（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三国均称对该农场拥有主权）等小块土地。因此，真主党继续维持其抵抗合法性。

　　与此同时，真主党还通过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进一步巩固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教育、医疗、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使其在什叶派社区中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起到堪称“平行政府”的作用。这种多层次的社会参与，使得真主党的抵抗叙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动员和国家治理参与。

　　黎巴嫩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现实，也在客观上为真主党武装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空间。黎巴嫩的国家安全体系长期面临装备落后和派系分裂等问题，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武装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真主党实际上承担了保卫南部边疆的“国防功能”。贸然解除真主党武装，而黎巴嫩国防军又无法替代，将导致边境安全真空，失地无法收复。

　　此外，黎巴嫩的政治体制强调教派权力的均衡，真主党凭借其兵力在什叶派社区占据主导地位，解除武装可能引发教派之间的权力失衡，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紧张局势。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真主党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代理人角色及其惯性。真主党长期被视为伊朗在黎巴嫩的“前沿资产”，是“什叶派之弧”的西翼和先锋，其武装能力既服务黎巴嫩国家利益，也维护着中东什叶派的整体利益，因而客观上扮演了伊朗大国博弈的阿拉伯和什叶派“双重友军”与马前卒，双方形成长达40多年的相互战略依存。

　　在伊朗尚未放弃反以抗美、“解放伊斯兰被占领土”这个政治叙事，并从中东全面收缩以及中东教派政治若隐若现的现实条件下，真主党解除武装将意味着“什叶派之弧”自我弱化而陷入不利境地。尤其是大马士革政权变更之后，逊尼派力量重新执政，真主党武装的牵制价值更加凸显，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前途，还关乎黎巴嫩和周边国家什叶派整体实力和地位的维系。

黎当局陷入两难

　　黎巴嫩各政治派系围绕“真主党的武装存在问题”分歧严重。自黎巴嫩脱离法国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黎巴嫩一直实行复杂的教派分权、彼此制衡的政治安排，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

2月18日，以色列士兵在以黎边境黎巴嫩一侧巡逻

　　这种制度原本旨在维护脆弱的政治平衡、宗派和谐及国家长治久安，但随着大量巴勒斯坦难民进入，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武装历时12年的存在和做大，黎巴嫩建国之初形成的均势被打破，并在1975年触发长达15年的漫长内战，还导致以色列分别于1978年和1982两次入侵，以及对黎南18年的非法占领。巴解组织被以色列逐出黎巴嫩后，真主党异军突起并逐步成为脱离于中央政府和国防军控制的民兵武装和主要参政党。

　　黎巴嫩现政府主张国家应垄断武力，强调只有正规军队才能合法保卫主权，但面对真主党坚持保留武装的现实，总统奥恩采取谨慎态度，承认该问题需在“合适时机”逐步解决。奥恩政府试图通过内部对话而非公开对抗来化解矛盾，同时应对国际压力和真主党的强硬立场——后者明确拒绝解除武装，坚称其军事力量是抵抗以色列的必要存在。

　　这种局面使黎巴嫩当局陷入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国家的政令、军令统一，又无力收复萨巴阿农场等争议领土，只能被迫默认真主党武装的存在，在强化军队与维持现状间寻求脆弱平衡。

　　对于逊尼派、基督教马龙派等主要政治势力而言，真主党武装已远超一般政治力量的范畴，构成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战。因此，它们大部分支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以维护国家主权，强化国家的统一治理能力。然而，在人口占穆斯林多数的什叶派社区内部，真主党一直享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其弥补政府社会服务不足的突出能力和丰富资源，使其获得拥兵自重的民意支撑。

国际声音多向交织

　　以色列始终坚持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美、法、德等国也一再表示，黎巴嫩不应容许真主党武装凌驾于国家之上。联合国安理会第1559号、1701号决议亦相继明确呼吁黎巴嫩解除非国家武装。欧美对黎巴嫩经济、军队等领域的援建，往往也附带条件，要求真主党“收枪”甚至淡出政坛。然而，重重外部压力又触及黎巴嫩什叶派的权力底线，引发什叶派群体的深层焦虑。

　　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策略本质上是“以战促和”与“风险管控”相互混合。以色列试图通过军事高压迫使真主党让步，同时避免全面战争引发不可控后果。短期看，双方或维持“低强度冲突-间歇性谈判”的亦战亦和循环；长期看，真主党武装的存续取决于黎巴嫩国内政治平衡、伊朗的支持力度、国际社会的斡旋效能和中东冲突的流变。而以色列彻底消除“真主党威胁”的这一终极目标，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格局下依然不太现实。

　　阿拉伯世界内部对真主党的态度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如埃及和约旦等中东和平进程受益者，对真主党的“好斗好战”持排斥心理；愿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恐惧伊朗地缘渗透的沙特和阿联酋等国，视其为伊朗在阿拉伯阵营的代理人而心生厌恶；巴勒斯坦等期待收复被占领土的博弈方，视其为合法抗敌的“道友”和中流砥柱；与沙特和阿联酋关系呈现竞争态势的卡塔尔、渴望在教派政治中保持平衡立场的伊拉克等，则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真主党武装问题，避免激化教派矛盾。

　　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式微，但多数阿拉伯民众基于朴素的民族和信仰情感，对真主党及其武装的存在抱有普遍的同情乃至自豪感。

被现实裹挟前行

　　显然，真主党是否及何时放下武器不能简单而论。其武装存在既有历史惯性，也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根植于黎巴嫩内部政治运行和地区地缘矛盾，是中东争端这盘历史博弈残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然，时代正在变化，真主党“以枪为权”的逻辑正遭受越来越多挑战：国内民意的反弹、区域博弈格局的重构、国际社会的持续制衡，乃至其关键盟友伊朗自身所面临的调整压力，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交汇，推动真主党实现去“武装化”或“全面政党化”转型。

　　换句话说，真主党“弃武”的前提，从来不只是外界“强迫”，更多是其自身“战略盘算”的再平衡。或许，一纸命令不足以解除其武装，但长期结构变化终将构成“软压力”。是否最终放下武器，真主党不会被迫盲从，但可能被现实裹挟前行。

　　从长远看，黎巴嫩政府迟早要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解决“军外有军”“国中有国”的政权和军权分裂问题，真主党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武装能保留到何时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只要以色列依然占据包括萨巴阿农场在内的多方争议之地，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真主党持枪“抗战”，乃至伊朗深层介入阿以冲突就难以消除。

　　（马志山系北方民族大学卡塔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晓霖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北方民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