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默茨（左）宣誓就职

文/胡子南

编辑/吴美娜

　　德国联邦议院5月6日两轮投票的跌宕剧情，让联盟党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一时间成为全球焦点人物，他最终当选总理并于当天正式宣誓就职，标志着德国政治进入战略重塑的新周期。其外交主张“摆脱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与提名政治生涯与北约事务深度交织的瓦德富尔担任外长的决策，反映出柏林外交转向的双重性：既呼吁欧洲战略自主，又强调跨大西洋安全纽带。这一看似矛盾的脉络，实则是德国在百年变局中重塑国际地位的试探性步伐。

　　回望历史，德国外交一直在“依附”与“自立”间摇摆。150多年来的德国外交始终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作为“欧洲大国”的地缘脆弱性、作为“战败国”的道德负担，以及作为“欧洲领袖”的权力诱惑。

　　二战后，美国的安全伞与欧洲一体化框架成为德国复兴基石，但过度依赖也导致其在国际事务中屡受掣肘。默克尔时代虽尝试平衡，却未打破结构性困局。近年来，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及俄乌冲突带来持续冲击迫使欧洲反思“战略自主”，默茨的外交转向恰逢这一思潮的节点。

内外多重驱动力

　　默茨政府的外交转向既是历史经验在百年变局中的回响，也是国际权力裂变与国内保守主义浪潮共振的产物，更是德国在技术主权争夺与安全焦虑倒逼下重塑全球生存法则的战略突围。

　　默茨提出“战略自主”本质是对二战后“嵌入式主权”路线的修正：既要避免重蹈过度依附美国的覆辙，又需警惕单方面“自立”可能激起邻国猜忌。这种平衡术背后是德国对自身“欧洲大国”身份的再确认——既无法像法国般高举独立旗帜，又不能如波兰般彻底倒向美国。历史经验告诫柏林，唯有在自主与结盟的夹缝中开辟第三条道路，才能破解强则遭忌、弱则受制的困局。

　　全球秩序的剧烈动荡成为德国外交转向最直接推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持续对欧洲防务责任施压，再加上俄乌冲突长期化带来的能源与安全危机，迫使德国重新评估其战略环境。若完全依赖美国，可能沦为大国博弈棋子；若追求欧洲自主防务，又面临法国内部分歧与东欧国家不信任。

　　默茨的“跨大西洋优先”与“欧洲核威慑”构想实为在安全危机中寻求“双重保险”——既借北约威慑俄罗斯，又以欧洲自主力量制衡美国反复无常。这种两面下注策略是德国在动荡体系中求存的现实选择。

　　这种外交转向，亦是德国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的投射。难民危机、能源价格飙升、绿党激进转型以及极右翼选择党崛起所引发的社会撕裂，催生了德国国内对“稳定”与“主权”的强烈渴望。联盟党为夺回政治主导权，必须回应保守选民对“德国优先”的呼声：减少对中美产业链的依赖、收紧技术出口管控、重提“欧洲文化认同”以对冲多元主义冲击。

　　瓦德富尔出任外长正是这一思潮的象征——其北约背景可安抚亲美派，安全鹰派标签则迎合国内反俄情绪。此外，德国外交政策趋于“保守化”本质上也是以外部强硬姿态转移民众对国内经济疲软的关注，重塑“强大德国”的政治叙事。

　　默茨推动所谓“去风险化”旨在通过“友岸外包”重构供应链（如欧盟稀土联盟），同时以“价值观贸易”条款限制高科技合作。这种“安全带”策略的背后是德国对全球产业链政治化的警觉——当芯片、电池、人工智能成为大国博弈武器时，经济合作已无法与安全议题切割。

政策关键词

　　默茨政府上台后将启动外交安全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其核心举措是成立直属总理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原本分散于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安全事务决策权集中收编。这一机构借鉴美国模式，旨在打破部门壁垒、强化战略统筹，尤其针对“欧洲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合作”的平衡难题。

　　此举标志着德国告别战后“克制外交”传统，转向更具进攻性的战略谋划。但该机制也引发宪法争议，被批评者指责为“默茨集权化工具”，可能削弱议会监督与联邦州自治传统。

　　有一点颇具冲击性——德国外交部47年来首度由基民盟掌控，安全鹰派主导对俄议程。默茨提名北约前副秘书长瓦德富尔出任外长，终结社民党自1966年以来对外交部的持续掌控，释放出三重信号：一是将外交重心从“价值观推广”转向“安全利益优先”，瓦德富尔凭借其在北约的军事履历，可强化德国在制裁俄罗斯、北约东扩等议题上的话语权；二是通过“技术官僚+保守派”组合平衡党内矛盾，瓦德富尔既能以专业背景争取中间选民，其强硬立场又可安抚极右翼对俄焦虑；三是为“欧洲核威慑”构想铺路，推动瓦德富尔与法、英就核保护问题展开对话，试图构建脱离美国的欧洲战略威慑体系。不过其安全鹰派底色可能加剧与社民党残余势力的摩擦，尤其在“北溪-2”管道重启等议题上已显现分歧。

　　默茨政府已确立防务去美国化、争夺科技主权和对华双轨制三大支柱政策。

这是4月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外拍摄的欧盟旗帜

　　其一，提议与法、英共建“欧洲核威慑力量”，计划2030年前将欧盟共同防务预算提升至GDP的2%，并推动“欧洲军”常备部队建设以及加强军工产业链欧盟内部协同。但该计划面临法国核武库共享意愿不足、东欧国家恐俄亲美倾向的双重制约。其二，启动“欧洲技术主权倡议”，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电池技术等领域投入500亿欧元，以减少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依赖，推动欧洲强化前沿技术竞争力。同时通过制度护栏防止技术外溢和规则主导权流失。其三，对华采取双轨策略。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既延续与中国的产业链协作，又通过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关键领域依赖。

　　随着默茨政府的上台，欧盟领导权重构进一步明朗化——从“法德轴心”到“魏玛三角+”小多边机制。魏玛三角是德国、法国和波兰三国建立的一个定期会晤机制，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后，随着时局的演变，存在感式微。为巩固德国在欧盟的主导权，默茨计划重启“魏玛三角”，构建德、法、波三国协调立场、加强合作的定期会晤机制。意在共同应对欧洲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巩固德国在欧盟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默茨还计划在安全领域拉拢东欧国家，强化对俄统一阵线，在经济层面联合南欧国家推动产业补贴放松，最终将欧盟委员会部分职权拆分至成员国主导的专项工作组。这种“小多边主义”策略虽然能提升决策效率，但也可能加剧欧盟内部“核心欧洲”与“边缘国家”的分裂。而且德国还要面对法国对领导权分配的警惕，以及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威胁认知的差异。

加速全球“多极竞合”

　　默茨政府的外交转向以战略自主为内核，既撬动欧洲防务整合与跨大西洋关系再定义，又通过平衡中美竞争与深化区域合作，加速全球权力结构从“单极惯性”向“多极竞合”深刻重构。

　　最显著的影响是推动欧洲防务自主化，旨在摆脱长期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默茨主张修改宪法中的“债务刹车”条款，以增加军费开支并建立欧洲自主的核威慑力量，甚至提出联合英法构建“欧洲核保护伞”。这种转向源于对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警惕，以及美国重返“美国优先”政策的担忧。

　　默茨多次强调恢复德法轴心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共同防务、能源联盟和财政协调来强化欧洲主权。这与马克龙推动的“战略自主”议程形成呼应，可能加速欧盟在军事、科技和产业政策上的整合。然而这一进程面临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威胁的担忧、南欧国家债务问题以及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内部阻力。若德法成功推动欧洲防务独立和财政改革，欧盟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形成更统一的声音，但其内部权力结构也可能因大国主导而加剧小国的不满。

　　从全球格局层面看，默茨政府的政策转向标志着德国从“默克尔时代的谨慎追随者”转变为“主动塑造国际秩序的力量”，可能推动全球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默茨试图通过强化欧洲作为“第三极”来制衡中美，这种战略若成功将增强欧洲在气候治理、数字规则等全球议题上的话语权，但也可能使德国陷入中美博弈的夹缝中。此外，默茨对非洲“机遇论”的强调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举措，表明德国将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南方事务，重塑其“中等强国”地位。这一系列动作可能催化以区域集团为核心的新多极秩序，但德国需克服资源有限性与战略雄心之间的落差。

　　（作者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员）